习近平强调，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是一个整体，要一体认识、一体落实、一体评估，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力争实现最好结果。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动态清零，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宏观政策要在扩大需求上积极作为，财政货币政策要有效弥补社会需求不足，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国际竞争力，优化国内产业链布局。要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强化粮食安全保障，提升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能力，保持金融市场总体稳定。要以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增动力。要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着力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创新最活跃、增长速度最快、影响最广泛的领域，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刚刚过去的上半年，尽管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我国制造业却实现了企稳回升，数字经济引领作用持续显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55.7%，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正在不断提速。“5G+工业互联网”建设项目超过3100个，工业互联网融入45个国民经济大类，数字化应用正在不断拓展。数字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这得益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准确把握，对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的深刻洞察。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变革传统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促进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需要转变发展理念，立足国情，先立后破，稳中求进，科学理性，依靠科技进步，稳步建立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新格局。实施“双碳”战略，将引发广泛而深刻的系统变革，在最大化发展和最小化排放两个临界点之间实现各要素全方位平衡和协调；需要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政府和市场四个基本关系；需要厘清气候-生态系统、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科技发展和社会经济等多要素互动的复杂网络关系，优化“双碳”战略布局，重塑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互关系，提高“双碳”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协调优化能力。

保障能源安全供应对政府治理与市场机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保障我国能源安全面临多个组合优化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在守住安全底线前提下，在绿色低碳发展与成本可负担之间建立新平衡。这需要市场机制和政府治理发挥各自优势，组合协同发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对政府治理与市场机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能否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这需要我们特别重视和解决好以下四类“二元结构”问题：一是煤炭与非煤的能源种类“二元结构”；二是能源资源地集中于西部与能源消费地集中于东部的能源地理“二元结构”；三是城市与农村能源消费差异巨大形成的能源城乡“二元结构”；四是制造业用能与非制造业用能的能源消费“二元结构”。

当前，我国产业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的发展模式仍未根本改变，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艰巨繁重。2020年我国化石能源消费占比84.1%，其中煤炭达56.8%，我国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到2060年达到80%以上，难度不言而喻。同时，我国经济长期以来形成的高碳发展惯性仍然很大，而发展惯性力的逆转往往需要施加成倍甚至更大的作用力，给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巨大挑战。我国是在工业化、城镇化仍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开启降碳进程的，受原本发展惯性的牵制，个别地方为了“碳达峰”盲目搞“碳冲锋”，上马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冲动依然强烈，对实现“双碳”目标十分不利。实现“双碳”目标，时间上也异常紧迫。我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这意味着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是在人均GDP相对较低、所用时间明显更短的情况下提出“双碳”目标，需要付出的努力和成本远大于这些国家。同时，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底子还相对薄弱，“双碳”领域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绿色低碳发展的技术、标准、人才等基础支撑也十分匮乏。

新型储能是除抽水储能电站之外，以输出电力为主要形式，并对外提供服务的储能。主要包括电化学储能、抽汽储能、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氢（氨）储能、热（冷）储能等。作为新型电力系统在源、网、荷“三侧协调”发力的关键性变量，新型储能具有建设周期短、调节速度快、运行效率高、技术路线多元等优势，对推动能源绿色转型、保障能源安全、催生能源产业新业态具有积极意义。根据政策规划要求，2025年我国新型储能将处于规模化发展阶段，到2030年达全面市场化发展阶段。新型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和基础装备，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也是催生国内能源新业态、抢占国际战略新高地的重要领域。近些年来，国家陆续出台各项产业政策，为新型储能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在全球氢能项目中，有超过一半以上位于欧洲，而且受制于应用场景和资源的问题，大多数国家都在寻求氢能的国际合作，氢能与燃料电池从工程化向产业化的过渡呈现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因为氢能的产业链较长，目前全球没有一个国家或企业能够完成整个产业链的建设。在资源和应用场景方面，我国的各种条件比较好，商用车方面处于领先位置，同时其应用场景还可以推广到物流、储能以及钢铁、水泥等领域。目前一些资源发达的国家做一些跨境出口，将氢能输送到资源需求国，例如日本和澳大利亚合作制氢，进而实现其全产业链的构建。

在我国“双碳”目标下，脱碳逐步成为国内氢能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据中国氢能产业联盟预测，在2060年碳中和目标下，我国氢气的年需求量有望到2060年增至1.3亿吨左右，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约为20%，其中可再生能源制氢产量可达1亿吨，工业领域用氢占比仍然最大，占总需求量的60%，其次分别为交通运输领域、新工业原料、工业燃料等。从我国供给侧来看，目前我国生产的氢气主要以化石能源制氢为主，生产端的碳排放依然较高。在不考虑碳排放成本的情景下，相比于可再生能源制氢，煤制氢等化石能源制氢工艺成本相对较低，具有较大的成本优势。但其负外部性效应显著，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碳定价的覆盖行业和范围不断扩大且碳价不断攀升，这一趋势有助于化石能源制氢与清洁氢尽早实现平价。

当前，以低碳发展为特征的新增长方式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同时也应认识到，不同国家国情不同，低碳发展的路径也不尽相同。按照欧盟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其碳达峰至碳中和大致要历经60年的时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不具备发达国家自然达峰的条件，必须从实际出发，牢固树立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科学把握工作节奏，做好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