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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能源安全供应对政府治理与市场机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保障我国能源安全面临多个组合优化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在守住安全底线前提下，在绿色低碳发展与成本可负担之间建立新平衡。这需要市场机制和政府治理发挥各自优势，组合协同发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对政府治理与市场机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能否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这需要我们特别重视和解决好以下四类“二元结构”问题：一是煤炭与非煤的能源种类“二元结构”；二是能源资源地集中于西部与能源消费地集中于东部的能源地理“二元结构”；三是城市与农村能源消费差异巨大形成的能源城乡“二元结构”；四是制造业用能与非制造业用能的能源消费“二元结构”。
当前，我国产业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的发展模式仍未根本改变，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艰巨繁重。2020年我国化石能源消费占比84.1%，其中煤炭达56.8%，我国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到2060年达到80%以上，难度不言而喻。同时，我国经济长期以来形成的高碳发展惯性仍然很大，而发展惯性力的逆转往往需要施加成倍甚至更大的作用力，给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巨大挑战。我国是在工业化、城镇化仍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开启降碳进程的，受原本发展惯性的牵制，个别地方为了“碳达峰”盲目搞“碳冲锋”，上马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冲动依然强烈，对实现“双碳”目标十分不利。实现“双碳”目标，时间上也异常紧迫。我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这意味着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是在人均GDP相对较低、所用时间明显更短的情况下提出“双碳”目标，需要付出的努力和成本远大于这些国家。同时，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底子还相对薄弱，“双碳”领域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绿色低碳发展的技术、标准、人才等基础支撑也十分匮乏。
新型储能是除抽水储能电站之外，以输出电力为主要形式，并对外提供服务的储能。主要包括电化学储能、抽汽储能、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氢（氨）储能、热（冷）储能等。作为新型电力系统在源、网、荷“三侧协调”发力的关键性变量，新型储能具有建设周期短、调节速度快、运行效率高、技术路线多元等优势，对推动能源绿色转型、保障能源安全、催生能源产业新业态具有积极意义。根据政策规划要求，2025年我国新型储能将处于规模化发展阶段，到2030年达全面市场化发展阶段。新型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和基础装备，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也是催生国内能源新业态、抢占国际战略新高地的重要领域。近些年来，国家陆续出台各项产业政策，为新型储能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在全球氢能项目中，有超过一半以上位于欧洲，而且受制于应用场景和资源的问题，大多数国家都在寻求氢能的国际合作，氢能与燃料电池从工程化向产业化的过渡呈现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因为氢能的产业链较长，目前全球没有一个国家或企业能够完成整个产业链的建设。在资源和应用场景方面，我国的各种条件比较好，商用车方面处于领先位置，同时其应用场景还可以推广到物流、储能以及钢铁、水泥等领域。目前一些资源发达的国家做一些跨境出口，将氢能输送到资源需求国，例如日本和澳大利亚合作制氢，进而实现其全产业链的构建。
在我国“双碳”目标下，脱碳逐步成为国内氢能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据中国氢能产业联盟预测，在2060年碳中和目标下，我国氢气的年需求量有望到2060年增至1.3亿吨左右，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约为20%，其中可再生能源制氢产量可达1亿吨，工业领域用氢占比仍然最大，占总需求量的60%，其次分别为交通运输领域、新工业原料、工业燃料等。从我国供给侧来看，目前我国生产的氢气主要以化石能源制氢为主，生产端的碳排放依然较高。在不考虑碳排放成本的情景下，相比于可再生能源制氢，煤制氢等化石能源制氢工艺成本相对较低，具有较大的成本优势。但其负外部性效应显著，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碳定价的覆盖行业和范围不断扩大且碳价不断攀升，这一趋势有助于化石能源制氢与清洁氢尽早实现平价。
当前，以低碳发展为特征的新增长方式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同时也应认识到，不同国家国情不同，低碳发展的路径也不尽相同。按照欧盟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其碳达峰至碳中和大致要历经60年的时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不具备发达国家自然达峰的条件，必须从实际出发，牢固树立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科学把握工作节奏，做好各项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把系统观念贯穿“双碳”工作全过程，注重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具有系统性、统筹性、全局性、整体性，蕴含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意蕴，是我国推动“双碳”工作的根本遵循。辩证把握发展和减排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减排不是减生产力，也不是不排放，而是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我们必须坚持辩证观念，动态地认识和把握发展和减排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上，发展和减排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减排还不是一个问题，人类面临的只有发展问题。在第二个阶段，发展和减排的关系体现为一种对抗性关系，减排会阻碍发展。在第三个阶段，发展和减排的关系体现为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类已到了不减排就无法更好发展的地步，减排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人类也到了有能力解决发展和减排矛盾的历史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曾表示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责任与担当。推动城市绿色转型，立足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提高建筑绿色低碳发展质量，降低能源资源消耗，转变城乡建设发展方式，为2030年实现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碳达峰是指在某一个时点，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标志着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实现脱钩，达峰目标包括达峰年份和峰值。碳中和是指国家、企业、产品、活动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正负抵消，达到相对“零排放”。
